杭州出轨调查取证【郑晶晶代理一个微信群内造谣案件时】当事人可以直接撤诉在起诉过程中，不同平台的反应不同。郑晶晶代理微信群造谣案时，当事人起诉腾讯披露账号信息。诉前调解阶段，腾讯提供信息，当事人可直接撤诉。在曾明的实践中，新浪微博被诉信息泄露时，大部分用户在开庭时提供了用户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立案后两三个月就可以获得信息，有时甚至更长。他估计从准备起诉材料到拿到账户信息需要半年时间。可能会出现新问题。例如，有时平台只能提供注册人的手机号码，没有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仍然无法确认账户所有者。如果律师向移动运营商发送信函，要求提供有关手机号码的信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通常很难得到回复。

曾明介绍，在北京互联网法院，遇到此类情况，法院会协助发函索取信息。但是，对于法院应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并没有硬性规定杭州出轨调查取证，有些法院不会协助当事人。在郑晶晶看来，中间的具体过程应该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规范这一步。又如注册的身份信息与用户不一致，身份证信息或手机号码被冒用或借用，增加了受害者的难度取证。在2021年发表的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中，笔者从裁判文书网中整理出60多起网络暴力相关案件，其中大部分因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肇事者而丢失。 .也有可能是平台方无法提供注册人信息。

曾明曾代理过这样一个案例。在大部分同事使用的社交平台上，一个匿名账号发帖称，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王倩（化名）被认为与上司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这对王倩的精神状态和事业发展都产生了影响。她找到曾明，委托他起诉匿名账户侵犯她的名誉。可惜平台已停业，后台无人管理，无法查明匿名账号的身份信息。没有账户信息，意味着无法进行下一个程序，案件陷入僵局。最终，王倩不得不撤回对平台的诉讼。“它”有什么作用？如果起诉中没有遇到上述障碍，在确认账号用户身份信息后，下一步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

侮辱和诽谤是刑法中为数不多的“告诉处理”的罪行之一。也就是说，如果要追究网络暴徒的刑事责任，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自诉，而公诉人需要自己提供证据。车昊解释说，这是因为在事实层面上，事件的真假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所以起诉权交给了当事人衡量。如果要公诉机关来确认诽谤的真实性，成本是非常高的。

当然，刑法也规定，当出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时，可以将自诉案件转为公诉。

杭州女子代收快递诽谤案已移送公诉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将其列为指导性案例时，解释称，该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严重扰乱了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该案的受害者是随机抽取、不具体的，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安全感。

这意味着针对网络暴力，除少数案件转为公诉外，公诉人需要自行准备证据材料。

取证这并不像保存截图那么简单。曾明介绍，为了提高证据的可信度，需要对证据进行公证，并记录打开电脑、进入主网页、登录账号、查找相关信息的过程以及取证@ >.

江秋莲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要理清一起侮辱诽谤自己和江歌的网友的诉讼。除了截取上百张图片并添加到“公证云”电子数据存储系统外，他们还必须将截图复制到Word文档中，标记每张图片的公证号，然后键入并记录关键内容网民的言论，形成了数万字的证据目录。最后，根据材料写起诉状。整理整个材料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一旦网络暴徒在取证前删除言论，这部分内容就无法获取。自诉人能够获取的资料往往只是呈现在平台前端的内容，杭州出轨调查取证无法获取后台数据。代表刘学洲参与网络暴力自杀案的律师面临这个问题。刘学洲去世当天，很多网络暴徒删除了他们发布的内容，给取证制造了障碍。

自诉人完成取证并向法院提交诉讼和证据材料后杭州婚外情调查公司 ，不代表立案成功。郑晶晶表示，在刑事自诉案件中，由于证据收集有限，实践中存在“立案难”的情况。

一位基层法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法院很难​​判断自诉人提交的证据是否合法。仅凭这些材料一般难以对被告人定罪，有时法院也难以与被告人取得联系，案件无法推进。